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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脫貧攻堅收官之年，即便疫情突襲，也不能阻擋中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的堅定步伐。
日前，國務院扶貧辦官網刊出的一篇題為《堅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力啃下脫貧攻堅硬骨頭》的文章提出，將光伏扶貧村級電站發電收益的80%用于設置扶貧公益崗位。
以光伏扶貧村級電站發電收益設置扶貧公益崗位，能否成為脫貧攻堅的又一“利器”？
此前的4月24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就加強農村貧困人口幫扶工作情況召開的發布會上，國務院扶貧辦開發指導司一級巡視員吳華在談及“鼓勵引導支持貧困勞動力就業”重點部署推進的“四個一批”工作時，曾著重介紹“利用光伏扶貧的收益開發扶貧專崗，可提供一百萬人就業”。
記者梳理相關公開數據顯示，今年以來截至4月10日，我國中西部22個省份光伏扶貧電站發電收益資金到村17.47億元，設置公益崗位61.42萬個，吸納貧困勞動力59.9萬人就業，發放崗位工資金額4.60億元。
在業界看來，以光伏扶貧村級電站發電收益設置扶貧公益崗位，是對光伏扶貧“造血功能”的再升級，效力的再提升。
“光伏扶貧能夠被廣泛認可、取得成績，其核心邏輯在于，光伏扶貧既發揮了我國光伏產業的優勢，又調動了企業積極性（EPC收益、組件等銷售），最終形成了充分利用光伏發電特長，又契合扶貧需求、企業利益的‘一舉多得’的長效扶貧機制。”光伏行業咨詢機構智新咨詢首席分析師曹宇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通過合理的制度、規則設計，完全可以規避這些年來光伏扶貧暴露出的一些問題，相信光伏扶貧還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光伏扶貧幫扶貧困戶407萬戶
光伏制造業95%以上為民企
據記者梳理，自2014年啟動試點，光伏扶貧就被寄予厚望，認為其是資產收益扶貧的有效方式，是產業扶貧的有效途徑，成為了我國精準扶貧十大工程之一。
2014年至今近7年的實踐證明，光伏扶貧成效顯著。據2020年全國能源工作會議上，國家能源局披露的截至2019年12月份的最新數據，我國已累計下達光伏扶貧規模1910萬千瓦（19.1GW），幫扶貧困戶407萬戶。
光伏制造是堪比高鐵的中國優勢產業、國際名片。正是中國光伏制造，在10年間，促使光伏組件價格下降了94%，光伏電站建設成本下降90%，太陽能利用才廣受全球電力需求青睞。
不僅如此，中國光伏制造也憑借多年占據全球組件約70%的份額，以及全球前10強光伏組件企業中的7至8個席位，贏得了市場尊重，掌握了話語權。
而外界也許并不了解的是，締造上述堪稱“奇跡”的中國光伏制造大軍，95%以上為民營企業。
也正是這一支民企大軍，在祖國吹響脫貧攻堅號角后，勇于投身產業扶貧事業，他們中的佼佼者，不僅大幅讓利，更積極開拓出了諸多更為有益的光伏扶貧模式。
據《證券日報》記者了解，光伏組件廠家給予產品25年線性功率保證（25年不低于標稱功率的80%），即光伏發電收益，理論上可持續至少25年。
在光伏發電環保且具有較長收益周期，十分契合精準扶貧、長效扶貧需求的基礎上，中國光伏產業還充分運用了光伏發電可分布式建設（符合能源發展趨勢），并可與荒灘荒坡、屋頂、建材、農業、水面等結合的特點，探索出了例如“光伏+農業+扶貧”模式，讓貧困戶能夠在享受發電收益的同時開展農業經營（光伏大棚、農光互補、水光互補等），不僅實現了增收，還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
這一探索，令光伏扶貧由產業扶貧、長效扶貧，升級為“造血式”扶貧，某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認為，光伏扶貧不僅可精準、長效、造血扶貧，還兼顧了對環境友好、產業有利，理論上能收到“一舉多得”的效果。
在實踐中不斷糾偏
促使光伏扶貧一舉多得
實現理論上的“一舉多得”，需要通過制度規范在實踐中不斷糾偏。在光伏扶貧成績斐然的背后，也暴露出一系列不盡人意的問題。
例如，根據2019年國務院扶貧辦開發指導司對已納入第一批國家財政補助目錄中的15696座村級光伏扶貧電站發電能力進行的評估，其中有37.1%的電站發電能力不足理論值的80%。
對此，國務院扶貧辦開發指導司發布的《關于村級光伏扶貧電站發電情況的通報》將其主要原因歸咎于建設質量不合格、運維主體責任未落實、運維管理不到位等。
針對以上問題，2018年3月份，國家能源局國務院扶貧辦印發了《光伏扶貧電站管理辦法》（上文納入國務院扶貧辦評估范圍的電站均于2018年11月30日前并網），首先是明確提出了“光伏扶貧電站是以扶貧為目的，在具備光伏扶貧實施條件的地區，利用政府性資金投資建設的光伏電站，其產權歸村集體所有，全部收益用于扶貧”的主旨，且進一步規定，村級扶貧電站規模根據幫扶的貧困戶數量按戶均5千瓦左右配置，最大不超過7千瓦，單個電站規模原則上不超過300千瓦，具備就近接入和消納條件的可放寬至500千瓦。村級聯建電站外送線路電壓等級不超過10千伏，建設規模不超過6000千瓦。
最為關鍵的是，《光伏扶貧電站管理辦法》要求光伏扶貧電站由各地根據財力可能籌措資金建設，包括各級財政資金以及東西協作、定點幫扶和社會捐贈資金。光伏扶貧電站不得負債建設，企業不得投資入股。
“個別光伏制造業的‘害群之馬’，貪圖一己私利，在光伏扶貧項目中偷工減料或者與相關利益方同流合污，給中國光伏摸了黑。應該說，《光伏扶貧電站管理辦法》規定對遏制光伏扶貧中存在違紀違法行為具有很好的效果”，上述業內人士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但政策也有‘副作用’，其一定程度上也制約了‘光伏+農業+扶貧’模式的發展，比如企業不得投資入股，較高效的農光互補商業模式就很難建立；另外，電站規模受限，也會導致項目分散，給運維增加成本。”
“農光互補商業模式無法建立，其實也削弱了光伏扶貧的造血功能，因為不與農業等結合，僅僅是電站運維，就很難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上述業內人士認為，“如今以光伏扶貧村級電站發電收益設置生態護林員、護路員等扶貧公益崗位，實質就變相彌補了受到限制后的光伏扶貧在就業崗位提供上的短板。”
多部門協作 加強契約精神
推動光伏扶貧發揮更大作用
除了建設質量、運維管理外，在光伏扶貧多方合作的格局中，也存在著契約難以履行的問題。
最著名的案例莫過于2019年6月20日，A股上市公司中利集團在回復深交所問詢函的公告中婉轉表述，公司2017年切入扶貧電站建設領域，是造成其應收款占營業收入比較上期有所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
據記者梳理，中利集團上述公告闡述的光伏扶貧導致應收款增長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由于貧困縣光伏扶貧項目不允許貸款的政策變化（即上文提及的《光伏扶貧電站管理辦法》），導致扶貧項目的應收款回收不能按期履行；其二，國補資金未足額發放，導致交易對手方資金流緊張，難以按期回款。
中利集團董事長王柏興此前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利創新推出并在合同約定這些電站產權是歸政府的，建成并網后政府可以拿資產去貸款或融資租賃，但這份文件（《光伏扶貧電站管理辦法》）發布，貧困縣不能獲得貸款了，中利集團的回款也就受到了影響。”
所幸，根據中利集團相關公告，2019年8月份以來，中利集團光伏扶貧應收賬款問題得到了國務院扶貧辦的高度重視，召開了多次會議要求相關省份抓緊歸還光伏扶貧項目拖欠企業工程款的專題會議，要求高度正視問題、明確和落實各級政府責任及積極主動履職盡責。而最新的中利集團2019年年報顯示，期內公司光伏扶貧應收款回收取得了顯著成效，光伏板塊應收賬款余額較去年同期減少了36.88億元。
只是，中利集團面臨的問題并非個案，此前《證券日報》記者就在人民網“領導留言板”公開信息中注意到，協鑫能源工程公司于2020年3月17日申訴，公司于澠池縣、鎮平縣、遂平縣建設的村級光伏扶貧電站項目裝機規模分別為9.79MW、80MW、10.8MW，但截至目前，在三個項目均已全額并網及通過竣工驗收，甚至部分質保期已屆滿后，其仍合計拖欠協鑫能源工程公司約1.3億元，其中部分欠款已超2年。
記者就此致電協鑫能源工程公司，相關負責人確認了上述欠款情況，表示公司目前在積極協調回款，只是仍無法預期。
該負責人向記者介紹，1.3億元的欠款對企業來說，尤其是對融資成本較高的民營公眾公司來說，就不只是1.3億元的問題了，其還將牽扯出壞賬計提、資金成本升高、股價波動等一系列的風險。“這種影響是一連串的，再疊加疫情，給公司經營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在曹宇看來，光伏扶貧中的一些參與方發生欠款確實存在主觀原因（例如惡意欠款等），但也有客觀原因，例如河南省之所以有較為突出的光伏扶貧欠款情況（上述三縣均屬河南省），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河南省大量的扶貧電站未錄入國家補貼目錄（未能及時獲得國家補貼，影響項目收益）。
記者查詢發現，早在2018年6月27日，河南省脫貧攻堅領導小組發布的《關于加強光伏扶貧有關工作的通知》顯示，截至當時，河南省錄入國務院扶貧辦光伏扶貧信息系統的光伏扶貧項目裝機規模為2.15GW（2017年已建成1.1GW+“十三五”計劃1.05GW），但是僅有185MW納入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助目錄，納入率不到1%。而同期內蒙古自治區共計1.6GW光伏扶貧項目納入第三批光伏扶貧項目補貼目錄，占全國11.2GW的14.3%。
而今年2月24日，財政部發布“關于公布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助目錄（第三批光伏扶貧項目）的通知”顯示，錄入第三批光伏扶貧項目總量共計11.18GW，其中，河南省光伏扶貧項目僅有20.9MW進入目錄，即納入比例仍然較低。
但無論無論如何，協鑫能源工程公司向記者提供的相關數據顯示，自2018年6月30日并網發電至今，上述澠池縣9.79MW光伏扶貧電站已完成累計發電1911萬度，按照光伏扶貧電價0.85元/度計算，累計收益達到了1624萬元。而墊資建設該電站的協鑫能源工程公司，至今仍索要欠款無門。
“這恐怕是一個多部門協作的系統性問題，當然也需要加強契約精神。但只要各方及時糾偏，相信不會形成阻礙光伏扶貧發展的大問題。”曹宇認為。
日前，國務院扶貧辦官網刊出的一篇題為《堅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力啃下脫貧攻堅硬骨頭》的文章提出，將光伏扶貧村級電站發電收益的80%用于設置扶貧公益崗位。
以光伏扶貧村級電站發電收益設置扶貧公益崗位，能否成為脫貧攻堅的又一“利器”？
此前的4月24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就加強農村貧困人口幫扶工作情況召開的發布會上，國務院扶貧辦開發指導司一級巡視員吳華在談及“鼓勵引導支持貧困勞動力就業”重點部署推進的“四個一批”工作時，曾著重介紹“利用光伏扶貧的收益開發扶貧專崗，可提供一百萬人就業”。
記者梳理相關公開數據顯示，今年以來截至4月10日，我國中西部22個省份光伏扶貧電站發電收益資金到村17.47億元，設置公益崗位61.42萬個，吸納貧困勞動力59.9萬人就業，發放崗位工資金額4.60億元。
在業界看來，以光伏扶貧村級電站發電收益設置扶貧公益崗位，是對光伏扶貧“造血功能”的再升級，效力的再提升。
“光伏扶貧能夠被廣泛認可、取得成績，其核心邏輯在于，光伏扶貧既發揮了我國光伏產業的優勢，又調動了企業積極性（EPC收益、組件等銷售），最終形成了充分利用光伏發電特長，又契合扶貧需求、企業利益的‘一舉多得’的長效扶貧機制。”光伏行業咨詢機構智新咨詢首席分析師曹宇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通過合理的制度、規則設計，完全可以規避這些年來光伏扶貧暴露出的一些問題，相信光伏扶貧還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光伏扶貧幫扶貧困戶407萬戶
光伏制造業95%以上為民企
據記者梳理，自2014年啟動試點，光伏扶貧就被寄予厚望，認為其是資產收益扶貧的有效方式，是產業扶貧的有效途徑，成為了我國精準扶貧十大工程之一。
2014年至今近7年的實踐證明，光伏扶貧成效顯著。據2020年全國能源工作會議上，國家能源局披露的截至2019年12月份的最新數據，我國已累計下達光伏扶貧規模1910萬千瓦（19.1GW），幫扶貧困戶407萬戶。
光伏制造是堪比高鐵的中國優勢產業、國際名片。正是中國光伏制造，在10年間，促使光伏組件價格下降了94%，光伏電站建設成本下降90%，太陽能利用才廣受全球電力需求青睞。
不僅如此，中國光伏制造也憑借多年占據全球組件約70%的份額，以及全球前10強光伏組件企業中的7至8個席位，贏得了市場尊重，掌握了話語權。
而外界也許并不了解的是，締造上述堪稱“奇跡”的中國光伏制造大軍，95%以上為民營企業。
也正是這一支民企大軍，在祖國吹響脫貧攻堅號角后，勇于投身產業扶貧事業，他們中的佼佼者，不僅大幅讓利，更積極開拓出了諸多更為有益的光伏扶貧模式。
據《證券日報》記者了解，光伏組件廠家給予產品25年線性功率保證（25年不低于標稱功率的80%），即光伏發電收益，理論上可持續至少25年。
在光伏發電環保且具有較長收益周期，十分契合精準扶貧、長效扶貧需求的基礎上，中國光伏產業還充分運用了光伏發電可分布式建設（符合能源發展趨勢），并可與荒灘荒坡、屋頂、建材、農業、水面等結合的特點，探索出了例如“光伏+農業+扶貧”模式，讓貧困戶能夠在享受發電收益的同時開展農業經營（光伏大棚、農光互補、水光互補等），不僅實現了增收，還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
這一探索，令光伏扶貧由產業扶貧、長效扶貧，升級為“造血式”扶貧，某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認為，光伏扶貧不僅可精準、長效、造血扶貧，還兼顧了對環境友好、產業有利，理論上能收到“一舉多得”的效果。
在實踐中不斷糾偏
促使光伏扶貧一舉多得
實現理論上的“一舉多得”，需要通過制度規范在實踐中不斷糾偏。在光伏扶貧成績斐然的背后，也暴露出一系列不盡人意的問題。
例如，根據2019年國務院扶貧辦開發指導司對已納入第一批國家財政補助目錄中的15696座村級光伏扶貧電站發電能力進行的評估，其中有37.1%的電站發電能力不足理論值的80%。
對此，國務院扶貧辦開發指導司發布的《關于村級光伏扶貧電站發電情況的通報》將其主要原因歸咎于建設質量不合格、運維主體責任未落實、運維管理不到位等。
針對以上問題，2018年3月份，國家能源局國務院扶貧辦印發了《光伏扶貧電站管理辦法》（上文納入國務院扶貧辦評估范圍的電站均于2018年11月30日前并網），首先是明確提出了“光伏扶貧電站是以扶貧為目的，在具備光伏扶貧實施條件的地區，利用政府性資金投資建設的光伏電站，其產權歸村集體所有，全部收益用于扶貧”的主旨，且進一步規定，村級扶貧電站規模根據幫扶的貧困戶數量按戶均5千瓦左右配置，最大不超過7千瓦，單個電站規模原則上不超過300千瓦，具備就近接入和消納條件的可放寬至500千瓦。村級聯建電站外送線路電壓等級不超過10千伏，建設規模不超過6000千瓦。
最為關鍵的是，《光伏扶貧電站管理辦法》要求光伏扶貧電站由各地根據財力可能籌措資金建設，包括各級財政資金以及東西協作、定點幫扶和社會捐贈資金。光伏扶貧電站不得負債建設，企業不得投資入股。
“個別光伏制造業的‘害群之馬’，貪圖一己私利，在光伏扶貧項目中偷工減料或者與相關利益方同流合污，給中國光伏摸了黑。應該說，《光伏扶貧電站管理辦法》規定對遏制光伏扶貧中存在違紀違法行為具有很好的效果”，上述業內人士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但政策也有‘副作用’，其一定程度上也制約了‘光伏+農業+扶貧’模式的發展，比如企業不得投資入股，較高效的農光互補商業模式就很難建立；另外，電站規模受限，也會導致項目分散，給運維增加成本。”
“農光互補商業模式無法建立，其實也削弱了光伏扶貧的造血功能，因為不與農業等結合，僅僅是電站運維，就很難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上述業內人士認為，“如今以光伏扶貧村級電站發電收益設置生態護林員、護路員等扶貧公益崗位，實質就變相彌補了受到限制后的光伏扶貧在就業崗位提供上的短板。”
多部門協作 加強契約精神
推動光伏扶貧發揮更大作用
除了建設質量、運維管理外，在光伏扶貧多方合作的格局中，也存在著契約難以履行的問題。
最著名的案例莫過于2019年6月20日，A股上市公司中利集團在回復深交所問詢函的公告中婉轉表述，公司2017年切入扶貧電站建設領域，是造成其應收款占營業收入比較上期有所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
據記者梳理，中利集團上述公告闡述的光伏扶貧導致應收款增長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由于貧困縣光伏扶貧項目不允許貸款的政策變化（即上文提及的《光伏扶貧電站管理辦法》），導致扶貧項目的應收款回收不能按期履行；其二，國補資金未足額發放，導致交易對手方資金流緊張，難以按期回款。
中利集團董事長王柏興此前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利創新推出并在合同約定這些電站產權是歸政府的，建成并網后政府可以拿資產去貸款或融資租賃，但這份文件（《光伏扶貧電站管理辦法》）發布，貧困縣不能獲得貸款了，中利集團的回款也就受到了影響。”
所幸，根據中利集團相關公告，2019年8月份以來，中利集團光伏扶貧應收賬款問題得到了國務院扶貧辦的高度重視，召開了多次會議要求相關省份抓緊歸還光伏扶貧項目拖欠企業工程款的專題會議，要求高度正視問題、明確和落實各級政府責任及積極主動履職盡責。而最新的中利集團2019年年報顯示，期內公司光伏扶貧應收款回收取得了顯著成效，光伏板塊應收賬款余額較去年同期減少了36.88億元。
只是，中利集團面臨的問題并非個案，此前《證券日報》記者就在人民網“領導留言板”公開信息中注意到，協鑫能源工程公司于2020年3月17日申訴，公司于澠池縣、鎮平縣、遂平縣建設的村級光伏扶貧電站項目裝機規模分別為9.79MW、80MW、10.8MW，但截至目前，在三個項目均已全額并網及通過竣工驗收，甚至部分質保期已屆滿后，其仍合計拖欠協鑫能源工程公司約1.3億元，其中部分欠款已超2年。
記者就此致電協鑫能源工程公司，相關負責人確認了上述欠款情況，表示公司目前在積極協調回款，只是仍無法預期。
該負責人向記者介紹，1.3億元的欠款對企業來說，尤其是對融資成本較高的民營公眾公司來說，就不只是1.3億元的問題了，其還將牽扯出壞賬計提、資金成本升高、股價波動等一系列的風險。“這種影響是一連串的，再疊加疫情，給公司經營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在曹宇看來，光伏扶貧中的一些參與方發生欠款確實存在主觀原因（例如惡意欠款等），但也有客觀原因，例如河南省之所以有較為突出的光伏扶貧欠款情況（上述三縣均屬河南省），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河南省大量的扶貧電站未錄入國家補貼目錄（未能及時獲得國家補貼，影響項目收益）。
記者查詢發現，早在2018年6月27日，河南省脫貧攻堅領導小組發布的《關于加強光伏扶貧有關工作的通知》顯示，截至當時，河南省錄入國務院扶貧辦光伏扶貧信息系統的光伏扶貧項目裝機規模為2.15GW（2017年已建成1.1GW+“十三五”計劃1.05GW），但是僅有185MW納入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助目錄，納入率不到1%。而同期內蒙古自治區共計1.6GW光伏扶貧項目納入第三批光伏扶貧項目補貼目錄，占全國11.2GW的14.3%。
而今年2月24日，財政部發布“關于公布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助目錄（第三批光伏扶貧項目）的通知”顯示，錄入第三批光伏扶貧項目總量共計11.18GW，其中，河南省光伏扶貧項目僅有20.9MW進入目錄，即納入比例仍然較低。
但無論無論如何，協鑫能源工程公司向記者提供的相關數據顯示，自2018年6月30日并網發電至今，上述澠池縣9.79MW光伏扶貧電站已完成累計發電1911萬度，按照光伏扶貧電價0.85元/度計算，累計收益達到了1624萬元。而墊資建設該電站的協鑫能源工程公司，至今仍索要欠款無門。
“這恐怕是一個多部門協作的系統性問題，當然也需要加強契約精神。但只要各方及時糾偏，相信不會形成阻礙光伏扶貧發展的大問題。”曹宇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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